1936年,美國作家埃德加·斯諾來到延安。他看到一種令他驚異的生活方式:毛澤東住在十分簡陋的窯洞里,周恩來睡在土炕上,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做成的背心……從中國革命家極其簡樸的生活中,斯諾發現了一種偉大的力量——“東方魔力”,並說這種力量是“興國之光”。
  “東方魔力”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的希望,是因為黨的領袖對儉樸生活甘之如飴,為的是千百萬人能過上幸福生活。革命時期,“蘇區幹部好作風,自帶乾糧去辦公,日著草鞋乾革命,夜走山路訪貧農”;蘇區幹部與群眾一起開荒種地、熬制硝鹽、打井抗旱。這些無不說明,優良作風往往是把大多數人的利益放得最高,為群眾實實在在謀利益。相反,不良作風則常常是把一己私利舉過頭頂,事事處處都以謀一己之私為出發點。
  群眾反映強烈的“四風”問題,實質上都有“利益”的幽靈在作祟。比如,無論是不計成本地搞形象工程、政績工程,還是千方百計地裝腔作勢、有名無實,都是為了個人圖虛名、獲實利;不管是貪圖安逸、飽食終日,還是紙醉金迷、朝歌夜弦,都是為了自己得實惠、圖享樂。“四風”問題的種種具體表現,都有一個共同特點,那就是無視群眾利益,而為自己謀利。
  事實上,中央劍指不良作風的不少舉措,都是從觸動利益的角度切入的。中央“八項規定”明令禁止公款吃喝,要求厲行節約;發佈關於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,要求5年內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。這樣的嚴規堵住了一些人的“小九九”,打碎了一些人的“小算盤”,倒逼一些幹部破除一己私利、維護群眾利益。然而,在教育實踐活動中,一些人還沒打算觸動利益這根“弦”。
  在一些人看來,不管是形式主義風,還是官僚主義風,說說可以,但要影響到精心設計的自我形象,甚至影響到烏紗帽那就不行;享樂主義批一批不是不成,奢靡之風檢討一下不是不行,但要觸碰到自己享有的福利、待遇就萬萬不可。如果把精力都陷在埋頭苦幹上,泡在打基礎的工作中,秀不了政績,好事可能就輪不上了;如果把時間都用於下鄉,耗在基層,就沒有時間搞聯絡,結私誼,久而久之自己關係網就織不成了。可以說,破除“四風”之難,難就難在其潛在的種種利益輸送,已經固化為某些人的“盤中餐”,觸動這些必然會遭到阻撓和反對。
  從這個意義上,解決“四風”問題,觸及思想固然不可或缺,觸動利益同樣至關重要。延安整風時期,毛澤東同志提出,“要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……使患者為之一驚,出一身汗,然後好好叫他們治療”。解決“四風”要起到“出一身汗”的效果,就要從既得利益上開刀,對脫離群眾的特權“零容忍”,觸動那些既不合情、也不合理的既得利益,擯棄那些群眾反映強烈、影響乾群關係的官場痼疾。
(編輯:SN09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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